所以要熟知历史，历史是管长度的，从过去到未来。
如果没市场，如果不是竞争GDP，地方政府的竞赛可能会导致大灾难，例如大跃进。虽然台湾省直到1980年代末才真正全面实施这一宪法，但从地方选举做起的渐进的实施宪政过程，决定性地帮助了台湾的社会经济稳定和持续快速发展，不仅为后来的全面落实宪政奠定了基础，也为台湾从一个落后的农业经济，发展成为一个发达的、以创新为动力的经济体（人均GDP超过许多欧盟国家），奠定了制度的基础、社会的基础。
典型的例子是还有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那些规模巨大的央企。第二，在这诸多指标中，有的是界定明晰，容易度量的，如GDP。若长远如此，一定造成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扭曲。障碍是这个体制，而不是收入水平。当市场失灵的时候，是需要政府来帮助的。
综上所述，这个说法是对中国问题的误诊。即，改革的动力何在？谁来改革？为答此问，必须深入了解中国的体制。这个体制是一把双刃剑，它决定了过去中国改革和发展的轨迹，同时也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大多数严重问题的制度根源。
换句话说，地区竞争GDP只是权宜之计，在这个权宜之计有效的时候，如果抓紧改革，改变威权主义体制，地方竞争这种机制就可以被更好的机制取代。为什么苏联东欧解决不了的激励机制问题，中国在改革的前一阶段似乎能解决？所谓的中国奇迹，实际上增长速度并不是奇迹，而是在威权体制下，居然能调动千百万个地方官僚拼命地往前赶，也就是说，在改革早期，中国解决了威权体制下无法解决的激励机制问题。而是因为中国的体制有问题。改革一定要放眼看世界，尊重社会经济的自身之道。
当行政与市场有矛盾时，这一竞争可以大大削弱改革的阻力。它们既无财政纪律约束，也没有可信的破产威胁，因此肆无忌惮地大规模借贷，在软预算约束下，大量投资到低收益项目上，由此造成一方面GDP增长，一方面资不抵债。
反过来说，一个国家压制中小企业，压制市场机制，进而压低GDP。最坏的极端例子就是大跃进。例如金融危机是市场失灵的一个表现。即，地方政府会把其中的许多竞争变成逐底竞争（race to the bottom）。
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便是人们对这种体制的运行的生动描述。这是解决产业转型问题中最基本的问题。当地方竞争GDP之外的东西时，信息和激励机制方面的基本问题无法解决，地方政府会为了竞争某些定量指标不惜作假，不惜牺牲其他，由此会恶化一系列相关问题，导致灾难性后果。现在，各级政府的自身利益巨大，经常同社会利益冲突，经济增长之外的社会经济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
中国台湾省早在抗战后不久就在县级及以下地方政府实现了普选。中国一百多年来的改革教训甚多。
这正是官僚体制内激励机制的问题所在。这个分权式威权制正是所谓中国模式背后的基本制度。
第三，推动设立完全脱离地方的专业法庭，包括金融专业法庭、土地专业法庭等，帮助部分解决这些领域里的司法独立问题。中共在推动此宪法的宪政原则方面的重要贡献，尤其是以制度制约执政党的宪政原则，已经昭然载于史册。中小企业发达，就业才发达，居民收入水平才高。选举包括行政首长和地方人大代表。这个激励机制只能激励各级地方政府竞赛GDP的增长，没有办法激励各级地方政府去做GDP之外的事情。一旦市场不存在，就没有办法解决复杂的激励机制问题。
以此为起点，扩大独立司法的范围，自下而上推动司法独立。 改革动力问题的核心是激励机制 中国距离宪政还有很大的距离。
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体制。至少可以从县市级起推动，保证地方立法机构约束地方政府的财税行为。
但是，中国的威权制在很多方面是分权的。从历史、从科学的角度看，他们都遵循基本相同的规律。
有的是界定模糊，难以度量的，如社会稳定。大跃进就是地区竞争出来的，人民公社是当时中央鼓动、地方实验、地方竞争产生出来的，这场地方竞争酿成了古今中外空前的大饥荒。政府的作用是以监管和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辅助和保护市场经济以及社会福利。但是，在现在的威权制官僚体制下，上级无法解决下级的普遍性的激励机制问题。
但是这种机制已经早在十年前就已不适应形势。概要地说，他们共同的基本体制（虽然不同的市场经济之间有一些差异，例如英美模式与德日模式有差别，英美模式与北欧模式有不同。
总之，彻底改变体制，由人民决策和监督代替中央监督地方政府，是从根本上解决地方政府激励机制问题的唯一途径。我把中国的现行体制概括为地方分权的威权主义体制，简称分权式威权制。
中国前30年的改革比较成功的一段，其关键就在于开始建立市场，利用市场的综合指标GDP，地方竞赛GDP。而这一宪法是由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和国民党共同讨论并通过的。
基本原因之二是，只要政府的目标不是单一的GDP或GDP增速，地区竞争就丧失了解决激励机制问题的效力。经济的长期增长和衰落是由制度带来的。所有人生来就有拥有私有产权的权利，每个公民的私有产权必须得到保护，这是人权的基本部分。司法独立于政治，行政当局无权干预司法。
以上的改革方案不仅与公民利益一致，不仅符合解决地方政府激励机制的逻辑，而且实际上也正是当今世界所有幅员辽阔的发达国家的地方政府所遵循的基本原则。改革的动力何在？谁来改革？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激励机制问题。
当有很强的正外部性时，市场上可能没有人愿意出钱，这时候就需要政府来帮助。改革究竟改什么？改革的动力何在？现有的体制对改革的约束如何破除？香港大学经济系教授许成钢对此有多年的潜心研究，并在本文中试图对这一系列问题做出解释和回答。
自下而上推动选举制度的全面普及。世界上的威权制都是高度集权的，中国的威权制也有这个特点。
